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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说“婚姻自由”

有些男女,经过一段时间的恋爱以后,曾经确定了婚姻关系。可是,在临近结婚之前,这门婚事却发生了危机:有的是由于一方被招工、上大学,看不起原先在农村所找的对象了,于是单方面声明解除婚约。有的是由于一方的工作岗位变了,比方说,由原来的半脱产干部变成了脱产的正式干部,由一般干部变成了领导干部,暗自掂掂份量,觉得身价比对方高了,牌子比对方亮了,于是就转弯抹角地与对方绝情。许多青年同志对这种现象很气愤。他们批评这些人是“新时代的陈世美”。我认为,群众的谴责是公正的。


这些被称之为“陈世美”的人(这里有男也有女),但他们有一件新式的思想武器,就是“婚姻自由”。有一个原先在农村工作的女青年,同一名复员军人柑爱,当她顶替父亲前往某个医院工作时,曾经一再向男方表白,她不会变心,不会见异思迁。男方轻信了她的诺言,在她走后,帮助她及其家庭克服了许多经济方面的困难。过了一段时间,这个女青年在单位里转了正,还当上了团组织和工会的干部,这样一来,情况异了,思也迁了,女方变了心。当组织上和同志们给她做思想工作时,她却振振有词:“国家宪法规定婚姻自由,一个女青年可以找十几个男朋友,从其中挑一个,这是我的自由。”这里,也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何题。“婚姻自由”难道就是这个女青年所理解的那样吗了?
    
事实告诉我们:“婚姻自由”这个口号,在反封建的斗争中,是有积极意义的,对于这一点,我们应该肯定。同时,对于这个口号,又有着两种世界观的不同理解。我记得,列宁在给友人的几封信中,曾经谈到过对恋爱自由的不同理解。他认为,无产阶级对恋爱自由的理解是,摆脱钱财的要求和宗教的偏见,摆脱父母之命和反动法律的束缚。青年男女应该追求爱情,同时,这种爱情应该是严市的,负责的。列宁接着说,在现代社会里,资产阶级所理解的恋爱自由就是摆脱爱情上的严肃态度,可以为所欲为。列宁指出,必须把无产阶级的观点,同资产阶级所理解的恋爱自由截然分开,并与之相对立。你看,列宁同志这些观点,不是可以帮助我们今天的青年正确认识婚姻恋爱自由吗?
 
那么,某些青年在恋爱、婚姻问题上采取轻率的态度,究竟是出于哪些考虑呢?
    
我想,一个重要原因大概是出于对社会地位的考虑吧!在某些青年看来,被招工,上大学,或是提了干,就意味着自己的社会地位比别人高了,牌子比别人亮了,就可以作为傲视别人的资本、“自由”地抛弃恋人了。我们说,这种观点,实在是一种不正确的思想。在我们国家,某些人当工人,某些人当农民,某些人上大学,这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,而不是意味着彼此有了高低贵贱的等级差别。在我们国家,当人们说某个同志的社会地位提高了,那是指这个同志在工作岗位上尽心竭力,作出了贡献,从而受到了人们的尊敬。我认为,这才是对于社会地位高低的正确认识。
    
其次,大概是出于对经济因素的考虑。有些青年在恋爱时,把经济状况提到首位来考虑,这种观点,实在是对爱情缺乏正确的认识。男女的婚姻生活是否幸福,除了必需的物质条件以外,更主要的,还要看双方思想是不是一致,感情是不是好。古往今来,这方面的例子真是太多了。人是能够积极地改造环境的。有志气、有出息的青年,应该为着改善我们国家的面貌积极斗争,并在这个斗争中寻求情投意合的爱人,结成志同道合的伴侣。
 
对于那些在恋爱过程中遭到不幸的同志,社会舆论理应给予同情。但是,就有些同志本身的一些情况来讲,也应该吸取教训,如果我们对有些“告吹”了的恋爱作一番分析,就会发现有些青年男女往往对爱情作了肤浅的了解,他们不懂得真挚的爱情与虚伪的爱情的区别。真挚的爱情是男女双方由于政治、思想、感情的一致发展起来的,它包含着对心爱的人的劳动和职业的尊重,包含着对爱人的命运的.责任感,以及对于社会负有教育后一代的义务。如果双方的爱情能够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,我想,轻率退婚的事情可以少一点了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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